一天上班最多14小时 插管才穿全套防护服

来源:admin日期:2020/04/15 浏览:178

原标题:一天上班最多14小时 插管才穿全套防护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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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8日,意大利罗马,医务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取样。 新华社发

口述者:PierangeloIozzia (意大利人,都灵某医院麻醉科医生)

口述时间:4月8日 执笔者:吴淑华

我是一名麻醉科医生,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首府都灵市的一家医院工作。皮埃蒙特大区紧邻重灾区伦巴第,都灵是伦巴第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城市。截至4月8日,都灵新冠肺炎患者确诊6595例,在意大利城市中排行第四,前三名的城市都在伦巴第,分别是米兰、贝加莫、布雷西亚。

一天上班14小时,再也没有了周末

前几天值夜班,一位护士同事给我看了她在3月3日收到的一条短信。短信来自她在贝加莫医院工作的同学,短信说:“这里一片混乱,病人太多,我们没有足够的病床。”我想,如果我在当时看到这一条短信,我一定会觉得她是在夸张。没想到,几天之后,类似的场面就在都灵上演了。

直到自己身临其中,我都无法想象情况会发展成这么严重。1月份中国武汉暴发疫情时,我也有关注,还专门查过新冠病毒的资料。我知道那是一种类似于SARS的冠状病毒,中国全国都居家隔离了。当意大利某些病毒学家说这只是一场大流感时,我从来没有相信过。我知道病毒的致命性不容小觑,但我想不到的是,它的传染性比流感要强得多。

3月初,我刚搬进新买的房子,心思都在买家具上。当时意大利的疫情主要集中在伦巴第,我没有太在意,甚至还在计划旅行。猝不及防地,我们开始要不停地加班。一天12小时,甚至14小时,加了一天,又加一天,再也没有了周末。我不仅只在原来的医院上班,也要去附近的两家医院轮值。原来夜班只要2个麻醉医生,现在增加至4个。我算了一下,在3月第一周休假的情况下,3月份我总共工作了220小时。

医院一个月改了10次通道

每天上班都要想怎么走

都灵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在2月22日,即意大利疫情正式暴发的第二天。当时意大利只有最初爆发疫情的11个小镇被封锁,其余地方依然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。我不知道新冠病毒是如何在都灵悄然流行起来的,大概是从3月8日起,我们医院开始迎来了源源不绝的新冠肺炎病人。

这种局面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,一开始我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。初期我们的急诊部甚至没有分流新冠病人和非新冠病人。现在回想,在当时的混乱状态中,很有可能也发生了院内交叉感染。3月份我们医院经历了多次改造,仅仅是新冠病人通道就改道了不下十次。那时我每天回到医院都要想一下应该怎么走。

作为麻醉科医生,我主要负责病人的麻醉和插管工作,是重症监护室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7个床位,已经被原有的非新冠病人占据。为了接纳新冠病人,我们把所有手术都押后了,把手术室临时改造成了重症监护室,增设了6个床位。我们的住院部经改造后划分了新冠病区和非新冠病区。

辗转大区几个城市

为75岁患者找ICU床位被责备

我有时在重症病房值班,有时在普通病房,有时在急诊科。每天回到医院,交接的同事会交给我一张清单,我会按清单到各个楼层的病房去巡视。现在各个科室医生护士都在一线抗疫,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使用相关仪器的经验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,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。

压力最大的岗位在急诊科。急诊的新冠病人多数都会有呼吸困难的症状,如果情况不太严重,可以在急诊现场上无创呼吸机。有的人无创方式不能凑效了,就要采取有创的方式,即需要麻醉插管了。这时候,我们会酌情给病人找一张ICU床位。

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早就住满了。皮埃蒙特大区的卫生系统有负责统筹ICU床位的专线电话,我首先要拨通电话,询问大区内是否有空床位。有很多次,我一路跟着救护车,陪病人到大区的另一个城市找有空床位的医院。

有一次,急诊科一位75岁的病人生命垂危。他身体良好,是个网球爱好者,一开始也很健谈,我挺喜欢他。随着症状加重,无创呼吸机已不能满足他的吸氧需求,不及时插管,他就会死。我希望救他一命,打电话为他寻找床位,结果在皮埃蒙特大区和利古里亚大区交界的NoviLigure镇找到了一张床位。

那是皮埃蒙特大区的边缘地带,距离都灵有近两小时的车程。我先换上防护服,联系我们为病人注射麻醉剂,为他插管,再陪他上救护车。前后花了三四个小时,才赶到了那边的ICU病房。而对方见到病人,第一句话却是责备我的:“您给我们送来了一位75岁的病人。要是之后有一位45岁的病人,您让我们怎么办呢?”言下之意,是怪我浪费了宝贵的ICU床位。

此前意大利的麻醉、镇痛、复苏和重症监护学会曾发布了一份建议文件,提出可能需要为重症监护室设置“年龄门槛”,把稀有资源留给更有生存希望和预期寿命更长的人。我们决定是否把病人送进ICU时确实会考虑年龄因素。

浮潜面罩改造成呼吸机面罩

医疗物资是短缺的,但也有社会各界热心人士踊跃捐赠。我们每天在医院都会接收到不同的物资。比如不久前都灵足球队就捐赠了一批呼吸机。由于各团体的捐赠物资各不相同,我们每天都要研究一下怎么使用。

最近我们收到了迪卡侬公司捐赠的一批浮潜面罩,用以代替传统的吸氧面罩。这是布雷西亚的一位医生的创意,迪卡侬公司给他们提供了一款潜水面罩的图纸,而当地一家3D打印公司则负责生产连接面罩和氧气管的零件。通过他们的改良,利用市面上已有的潜水面罩,填补了目前医院吸氧面罩的短缺。这种面罩的优点是没有多余耗散,每分钟只需使用15升氧气,是传统呼吸机的一半,而获得的疗效是一样的。

这家布雷西亚的3D打印公司此前就曾用3D打印制造呼吸机阀门捐给医院,这也是意大利创造力在疫情中发热发亮的一个例子。

意大利医护感染已牺牲过百人

我们麻醉科一共有18位医生,3月份就有4位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请假。有人只是轻症,有人已经痊愈了,而有一位就发展成重症,进了ICU。

这一个多月来,我每天都是连轴转,并没有停下来思考过正在发生的这一切。呼吸困难的病人,不能送入ICU的就会死去,尸体停在走廊。能够进入ICU的会接受我的麻醉而失去知觉,有人在全麻之前会与家人联系道别,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醒来。不久之前我就为一位年轻人拨通了网络视频,与他的妈妈说再见。这些都不是寻常的场景,敏感的人也许会难以承受。但我没有太特别的感觉,或者说我根本来不及去体味。我每天只是在上一个病人与下一个病人之间疲于奔命,仿佛这只是一场梦。

如今意大利一线医护感染率很高,已有过万医护感染,牺牲者过百。如果你问我是否害怕,我是害怕的。这段时间我最深的感受,就是人在极端情况下会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比如我的同事们,在极度的疲劳、压力与恐惧情绪交织下,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会被放大,有人变得脾气暴躁,有人天天吵架,有人推诿责任,也有人默默做得更多。

在我们医院口罩防护服是有的,但现在越来越少,有时候头套会不够用。我们平时会注意节约物资,比如我只有在插管的时候会穿全套防护服,戴FFP3口罩,平时就只戴FFP2口罩(注:FFP2相当于N95)。我不知道这场战斗何时会结束。我只希望早日重返正常生活,出去玩一玩。

手记

Pierangelo是我先生的中学同学,七年前为考取都灵医学院的研究生,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月。他是典型的意大利人,在医院学习用功,在医院外则更像是一位不拘小节的艺术家。读书时他常抱着吉他游欧洲,靠卖唱赚取旅费。记得有一次,他在晚上10点多忽然来电,说要来我家借宿,还带上一位朋友来打地铺。第二天他们负责做饭,做着做着厨房里传来了音乐声,我过去一看,锅里的水在沸腾没人管,他俩一个在吹口琴,一个抱着吉他唱歌。

就是这样一个天马行空的大男孩,如今奋战在抗疫一线。那日与他通话,他显得疲惫不堪。他没有太多愁善感,平静的叙述中流露得更多的是对突发灾难的错愕与混乱。也许要等这一切过后,他才会回过神来,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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